上世纪80年代，日本电视剧《血疑》在中国热播。美丽的山口百惠和凄婉的爱情故事让白血病这一 不治之症 ，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心中，蒙上了一层浪漫而令人畏惧的面纱。

事实上，治疗白血病最有效的方法 造血干细胞移植（俗称骨髓移植），当时已经在中国萌芽。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被视为白血病患者的 新生 之地，这里是中国最早迎战白血病的地方。

曾经，骨髓移植需要供者和接受者的人类白细胞抗原一致。这个几率，根据遗传概率计算，兄弟姐妹之间只有25%，父母与子女之间为0。因此，供者来源匮乏一直是世界性医学难题。

30多年来，北大血研所所长、北大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黄晓军始终直面这个关键性难题耕耘不辍。如今，他带领团队创建、发展和完善的单倍体相合移植体系（也被称为半相合移植体系），被世界骨髓移植学会命名为 北京方案 ，已成为全球治疗白血病、骨髓移植的主流方案，正在为全世界越来越多的患者带来生命的福音。

在血研所同仁的不懈努力下，骨髓移植的 禁区 不断被突破。为实现白血病 人人有供者 、不再是绝症的梦想，黄晓军和他的团队步履不停。

一份被珍藏的病历

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向病人移植捐献者的健康骨髓细胞，以治疗免疫功能缺陷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治疗方法 骨髓移植技术，在中国悄然萌芽。

1981年，陆道培院士在北大人民医院完成了国内第一例异基因骨髓移植。这被视为中国骨髓移植事业的起点，而陆道培也被称为 中国骨髓移植之父 。

1981年，对于黄晓军来说，也是个特别的年份。那一年，他考入中山医科大学，成了一名医学生。那时的他可能还想象不到，他的从医路会与我国的骨髓移植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7年后，黄晓军毕业北上，来到北大人民医院，成了陆道培的博士生。 那时候，我们基本是学习国外的技术来做移植。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能开展骨髓移植技术的医院，只有北京、天津的两三家。 黄晓军清楚地记得，1989年，人民医院从白塔寺原址搬到了西直门院区，那一年，作为全国最早开展骨髓移植技术的医院，也仅完成了8例骨髓移植手术， 相比此前的年份，已经算多了。 

临床案例如此匮乏，移植技术面临的巨大限制可想而知。

黄晓军解释，这首先是由于当时的患者对骨髓移植这项新技术几乎全然无知，不了解让他们感到害怕。同时，骨髓移植对供体要求也较高。 以当时的技术，需要提供骨髓的供者和受供者人类白细胞抗原在6个点位完全相合。因此，供者一般都是从患者的兄弟姐妹之间寻找。 

那时，不少家庭都有三四个孩子，兄弟姐妹多，但即便在有25%的概率可以找到供者的情况下，愿意配合来做骨髓移植的患者也很少。而自1978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可以预见，如果维持当时的技术水平，未来的骨髓移植更会因为缺乏供者来源而难以开展。

找不到供者，就做不了移植；做不了移植，患者就等于宣告死亡。面对每年都在增加的中高危白血病患者，无力感强烈地刺激着黄晓军作为医者的心。为此，上世纪90年代初，博士毕业后留在人民医院工作的黄晓军开始着手尝试做基因半相合移植，试图冲破供者选择来源的限制。

然而，探索的路荆棘密布。早期，按照当时国外半相合移植技术的思路 将供者的骨髓T细胞取出以后，再移植到患者体内的方法，屡遭失败。

T细胞由一群功能不同的异质性淋巴细胞组成，其免疫功能主要是抗胞内感染、抗瘤细胞与异体细胞等。当时领域内普遍认为：T细胞在移植后可能引起移植物抗宿主病，最终导致救治失败。所以当时国际上的主流做法是去T细胞的移植，但是随之带来的问题是：一旦去除了T细胞，其强大的抗肿瘤功能也会被消除，而使移植后的患者容易出现病情复发。

1990年至1996年，当时还是主治医师的黄晓军曾全程参与了7名白血病患者的救治工作。他们都是因为找不到全相合基因的供者，因而选择了尝试半相合移植手术。

 救治过程中，我们恨不得不错眼珠地盯着患者生命体征的变化，每一个微小的改善都能令我们雀跃鼓舞。 然而，令黄晓军团队难以承受的打击接踵而至。即便精心治疗、照护，7位患者中的5位，依然在术后不久离世。

黄晓军仍清晰地记得那7名患者的名字，并至今保留着其中一名患者的病历。那是一位年轻的母亲，于1994年突发急性白血病求医于黄晓军，不幸的是移植术后3个月内旧疾复发，永远离开了她爱着的家人。

 他们是不愿向死亡妥协，而选择殊死一搏的勇士。他们也是我国半相合骨髓移植的先行者。 

这份病历静静躺在黄晓军办公桌抽屉的深处，深深刺痛着黄晓军柔软的医者之心，也鞭策着他为了全世界遭遇白血病的患者去战斗，拨开弥漫在眼前的迷雾、劈斩密布于脚下的荆棘，去找寻一条最可靠的求生之路。

医患携手 推门而入 

失败的探索让黄晓军 耿耿于怀 ，也提示着走国外去除T细胞的 老路 是行不通的。他重整思路，带领团队投入到了非体外去T细胞的临床前研究中。

经过近3年的不懈努力，黄晓军和他的团队终于证明：可以在供者体内人为应用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改造T细胞。 简而言之，我们 驯服 了T细胞，让它在不需要发挥作用时 沉睡 ，需要发挥作用时再被 唤醒 。 黄晓军解释，这也就是说，先期要抑制T细胞导致抗移植宿主病的特性，然后再在适当时机重新释放T细胞抗肿瘤的功能。

基于发现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在人体内抑制细胞排异功能的机制，中国原创的单倍体骨髓移植体系开始逐步成型。1999年底，黄晓军给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写了第一份手术申请。

2000年，来自北京的李先生突然确诊白血病，短短两周内就被宣布进入生命 倒计时 。而更令他深受打击的是，家人、朋友、骨髓库 都没有找到配型完全相合的供者。如果不做骨髓移植，就没有活下去的希望。带着几近绝望的心情，他来到人民医院找到黄晓军。

 你愿不愿意试一试我们的新技术？ 黄晓军的邀请，仿佛是一丝穿透浓霾的阳光，给了李先生一份向死而生的勇气。 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如果成功就是新生。 李先生没有迟疑，将生命托付给黄晓军，放手一搏。2000年7月27日，李先生进入骨髓移植仓。

医者近10年苦苦求索的成果，没有辜负患者的性命之托。经过数天的仓内监测，李先生状态一切良好 细胞涨上来了、没有明显排异反应，移植获得了理想的效果。

 我们到现在还有联系，22年过去了，他现在挺好的。 患者和医者携手，终于成功推开了单倍体半相合移植的大门。自此，半相合移植技术在中国进入健康发展的阶段。

解决了 入门 的问题，一系列移植后产生的新难题随之而来。黄晓军团队成员、血研所研究员刘江莹介绍，感染性并发症，特别是一种名为EB病毒的疱疹病毒感染引发的肺炎、淋巴增殖性疾病，是骨髓移植后较为常见的严重并发症，会造成患者术后死亡率的增加。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黄晓军和他的团队不断调整、改进着临床治疗方案。 患者在接受移植术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免疫缺陷状态，而这样的免疫状态极大地增加了EB病毒再激活的风险。 经过不断研究，团队发现，患者移植术后易发生EB病毒感染，与一类固有免疫性T细胞亚群 V 2细胞的早期重建能力差有关。

刘江莹解释，相对于适应性T细胞而言，固有免疫性T细胞在移植后早期的重建要更快一点，因此对于移植术后的病毒感染具有防护作用。如果其重建过程不顺利，就会造成较大的感染风险。

那么，到底是什么影响着固有免疫性T细胞的重建呢？为避免和减少排异反应的发生，骨髓移植受供者不可避免地需要用到各种免疫制剂。2017年起，黄晓军和团队决定从调整术后患者使用的免疫制剂入手进行实验。经过大量体外实验、小鼠实验，研究团队将目光最终锁定在免疫抑制剂中一种名为霉酚酸酯的成分 其剂量和疗程是影响V 2T细胞活性和功能的关键。

两年的反复实验，期间遭遇的挫折数不胜数。 无数次，我们在全力尝试后，拿到的却不是与预期相符的结果。 刘江莹说，令她感到钦佩的是，在令人沮丧的跌倒再爬起的过程中，她从没见过黄晓军犹疑。 他从没有怀疑过研究的意义，只是不断总结失败的经验、优化实验设计、规范实验与统计分析等手段和方法。他永远以积极的态度一点一点排查、解决问题，一步一步走向我们共同期待的结果。 

从临床到转化研究，又从转化研究回到临床。当团队将移植方案中使用的霉酚酸酯根据个体情况调整、缩短疗程后，EB病毒的再激活风险明显下降。 两年间，我们医院单倍型相合移植术后患者EB病毒再激活发生率，从之前的22%左右，降至调整方案后的11%左右。 刘江莹说，正是黄晓军 临床问题从科研中找答案 的 解题思路 ，一直引领着团队在完善半相合移植体系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光，从北京照亮远方

伴随着半相合骨髓移植技术的临床应用越来越多，黄晓军和他的团队也越来越频繁地收到国际学术交流的邀请。当黄晓军和团队带着原创的技术走出国门，骨髓移植领域的 中国声音 在被听到的同时，也遭受到更多的质疑。

 2008年，当我的团队成员在其他国家交流时，被问到半相合移植技术时的语气，是不信任的。 黄晓军说，对于这样的质疑，他和团队处之泰然：科学探索的本质就是质疑。

 我们就是继续踏踏实实地做移植、搞研究，治好的患者不会骗人。 2007年，全国完成单倍型相合移植的病例不到千例，而到了2021年已增至近15000例。2007年，全国共有24个骨髓移植中心，到了2021年已增至174个。事实不断证实着黄晓军和他的团队建立的半相合移植体系的有效性、安全性和广泛适用性。

此后，欧美和亚洲的许多国家开始运用中国原创的技术体系进行单倍型移植。2016年，世界骨髓移植学会将北大血液病研究所的单倍体骨髓移植技术正式命名为 北京方案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 北京方案 覆盖了中国95%、全球50%以上的半相合病例，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治疗白血病的主流方案。

 如今，当你打开以诺贝尔奖获得者命名的《托马斯移植学第5版》，你可以看到在这本国际权威教科书上写着：韩国和意大利的单倍型移植体系来源于 北京方案 ，调整运用了北京黄等建立的单倍型相合移植方案，取得了很好的疗效。 黄晓军说，如今，那些对 北京方案 的质疑声，早已变为积极的肯定，科学的数据、治愈的患者，都在向全世界讲述着半相合移植的 中国故事 。

 黄大夫，我过几天打算去海南小住。 行啊，看您状态不错，我就放心了。 不久前，定期随访的吴先生来到黄晓军的诊室，两人像 老熟人 一样聊起了家常。吴先生是黄晓军团队实施骨髓移植年纪最大的患者，也创造了至今亚洲最高年龄的骨髓移植纪录。

去年，77岁的吴先生被诊断为高危白血病，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阵发性心房纤颤等合并症。他曾在多家三甲医院接受最新的靶向药物治疗，始终没有满意的疗效。当他辗转来到黄晓军的诊室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期。

白血病是高度恶性的血液肿瘤，对于伴有更多基础病和并发症的老年人来说，情况更为复杂。反复商议后，黄晓军团队和患者及家属一致决定，采用 北京方案 为吴先生实施治疗。最终，经过近3个月的化疗、移植和出仓护理，吴先生顺利出院，重获新生。此后的一年时间里，吴先生保持着密切的随访、复查，状态一直很好。

 不断调整和优化的 北京方案 ，无疑将为越来越多的患者带来生的希望。 黄晓军介绍，在2005年前，实施骨髓移植术的年龄限制一般 卡 在55岁， 对于老年患者，骨髓移植属于存在极大风险的治疗手段，其长期存活率较低。 而近年来，随着人均期望寿命的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老年患者怀抱着强烈的移植意愿找到医院。

 老人们渴望有质量地活下去，我们作为医者，就必须尽己所能助他们一臂之力。 为此，黄晓军团队探索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病情患者的移植前分层预处理机制。对于年龄较大的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一人一策，最大程度减轻化疗药物毒性对患者的攻击，尽可能增强患者的免疫机制。黄晓军说，目前为70岁左右的患者进行骨髓移植，已经属于人民医院的 常规操作 了。而如何进一步提高骨髓移植的年龄上限、提高老年白血病患者的长期存活率，将是他和团队为之不懈努力的方向。

 北京方案 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背后，有一群人殚精竭虑推动着它日益完善。 北京方案 也是 世界方案 ，它从北京出发，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走向了远方，走到需要它的患者身旁，为他们点亮 生命之光 。

（原标题：破解 血疑 ）

来源：北京日报本报记者 孙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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